宋宽锋:“反向格义”的纷争与中西哲学比照中的本质主义迷误

admin 万汇娱乐 2019-09-11 15:15:18 5196

  

   摘要:围绕“反向格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所展开的讨论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思想进展,其根源就在于“反向格义”和“以西释中”、“以中释中”的说法及其问题指向是含混和有歧义的。在中西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在中西哲学之间进行比照,而在对中西哲学进行比照的时候,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最具误导性的思想前提就是本质主义。研究者一旦真正地摆脱了本质主义的思想迷误,就会认识到,在中西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互为参照系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从来都不是作为整体性的存在而出场的,作为参照系而发挥作用的从来都只是中国的某子、某家、某派的哲学或者西方的某位哲学家、某种形态或类型的哲学。

  

   关键词:反向格义 本质主义 中西哲学史研究

  

   哲学研究不同于哲学史研究,而国内哲学界的现状则是哲学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却相对稀缺。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即“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和“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而“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显然是国内学术界哲学史研究的主导取向。同时,以“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所展开的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两者之间是一种循环互动的关系。不过,本文将不讨论“哲学研究”和“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论题,主要的缘由就是,在真正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中,古今中西的争执和纠葛已经被超越了。然而,古今中西的争执和纠结却与国内哲学界以“哲学史家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所进行的中西哲学史研究如影随形。与此相联系,本文想进一步探究的就是中西哲学的相互参照与中西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希望通过对一些含混的说法的辨析和迷误性的思想前提的澄清,来推进对这一论题的思考和认识。

  

一、难免相互参照,未必“反向格义”

   让我们从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向格义”的方法的讨论说起。作为“反向格义”概念的提出者,刘笑敢说:“‘反向格义’或许可以分为广、狭二义。广义可以泛指任何自觉地借用西方哲学理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国哲学的做法,涉及面可能非常宽,相当于陈荣捷所说的‘以西释中’。狭义的‘反向格义’则是专指以西方哲学的某些具体的、现成的概念来对应、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或概念的做法。”同时,这种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反向格义”现象还具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传统的格义是以自己熟悉的本土的经典和概念来理解和解释陌生的概念。但是,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在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和读者来说,却是以相对来说自己不够熟悉的西方哲学概念体系来解释自己更熟悉的中国本土的典籍。这是用自己不太了解的理论思维框架来重新定义和理解自己比较熟悉的经典或传统思想”。

  

  

  

  

   围绕“反向格义”的讨论似乎并未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思想进展,这一讨论最终趋向的结论也大多是较为原则性的,或者说,较为含混和模棱两可。究其原因,首先就在于“反向格义”的说法及其问题指向是含混的和富有歧义的。一般来说,“格义”是指用自己熟知的本土文化和哲学的概念和思想来类比、附会和理解外来文化和哲学的概念和思想,人们通常也把“格义”看做学习和理解外来文化和哲学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初级阶段,也是一个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理解的日益深入而必然会被超越和扬弃的阶段。就此而言,刘笑敢对于“反向格义”的界说和特征刻画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看法,研究者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尚处于“格义”的低层次,并构成“反向格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前提和环节。而用自己“格义式理解”的西方哲学再来“格义”中国哲学,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样一来,问题的焦点就变成了研究者对西方哲学的“格义”层面的理解和把握了,正如张汝伦所说:“近现代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格义与再用西方哲学概念反向格义中国哲学,是由于对西方哲学的传统及其发展不够了解。”从而,研究者应该增进自己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把握,就是自然而然的结论。

  

   反过来,若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反而更为熟悉,那么其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很难避免经历“格义”的阶段,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学者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不过,我们这里更为关注的是具有类似性的中国学者。比如,一个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转向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那么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就很难避免经历一个“格义”的阶段,即在很大程度上他可能会非常自然地用自己更为熟悉的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思想来类比和理解中国哲学的概念和思想。当然,这还是“格义”而不是“反向格义”,就其是借用熟悉的东西来理解相对陌生的东西而言。对于此种类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来说,增进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体悟,超越“格义”的阶段,无疑是最为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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