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

admin 派通娱乐 2019-09-02 22:41:07 9790

  

  现代新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思想现象、哲学现象;尤其是在当前儒家呈现某种复兴势头的情势之下,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但是,学界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其实已经很多了,那么,我们这里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例如,对原始儒家的研究已经很多了,难道这就意味着对之进行新的研究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吗?当然不是。而问题的关键更在于:我们的研究所取的乃是怎样的一种视域?

  所谓视域(horizon),我们是指的某种思想观念的平台。比如,我们可能采取一种知识论的、甚至是西方知识论的视域,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种对象化的“客观”考量;我们也可能采取一种伦理学的、甚至是古代伦理学的视域,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种道德化的“价值”评判;我们还可以采取一种更“形而上”的视域,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种“纯粹哲学”的研究;如此等等。而事实上,迄今为止,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所采取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些视域。

  因此,当代思想的视域,就是“生活-存在”的视域。这种视域不仅追问“形而下学何以可能”,而且追问“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种视域追问“主体性何以可能”、“存在者何以可能”;这种视域之所思,是存在本身、生存本身、生活本身。如此这般的生活-存在,是所有一切物与人的大本大源所在,是所有一切存在者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所在。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的存在,也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新儒学的存在。

  因此,对于我们的研究课题来说,这样一种视域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理解现代新儒学之生活,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新儒学之产生、现代新儒学之发展、现代新儒学之实际影响。

  

  一、现代新儒学之产生: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首先,在这种思想视域下,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新儒学的历史境遇,理解他们作为现代新儒学学者,是如何被这种历史境遇所给出的。这就是本课题所谓的“现代新儒学之产生”问题。

  这种历史境遇,被他们表达为两个方面:由“返本”而求“内圣”所指向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生活;由“开新”而求“外王”或“新外王”所指向的中华民族的现代性生活。这就是理解现代新儒学的一个要领: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现代性的诉求,源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情境,此乃生活本身的演流的一种历时样态,也就是一种现代性的生活样式;民族性的表达,源于我们在这种生活情境中的生活领悟,而这种领悟中涵摄着我们的共同传统。然而,所谓“传统”绝非存在者化地、对象化地、现成化地摆在那里的“客观”的东西,可以供我们来打量、研究、继承或不继承;而是被收摄于我们当下生活“共在”之中的事情,传统就在生活之中。

  但是,现代新儒学自己却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生活本身的这种张力。当然,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有着深切的体认的;但是,他们对生活本身的现代演流样态及其诉求,缺乏深入的思考。这并不是说,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性诉求无所言说,恰恰相反,比如,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第二代,对于民主与科学、包括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念,绝大多数都持一种肯认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学要比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更为清醒。但是,现代新儒学通常是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尤其熊十力-牟宗三这个谱系的哲学思考,甚至达到了一流的水平;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恰恰是对生活本源的遮蔽。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思想视域中,恰恰是必须被“解构”的东西,因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存在本身”;而用我的话来说,那是“蔽塞了生活本身”。现代新儒学本身就是被生活给出的,然而这种生活在他们那种精致的哲学形而上学构造中没有任何相应的地位。

  真正彻底的思想,乃是存在之思、生活之思。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回归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首先回归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生活样式本身。我们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中获得生活情感、生活领悟的;我们作为当代人、中国人,也是在这样的生活感悟中生成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事情;而此生活,就应该在我们的理论建构当中呈现出来。

  

  二、现代新儒学之发展:从现代性向当代性的转向

  

  其次,在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下,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与第二代的思想走向、尤其是第三代的某种程度的“转向”变化。这就是本课题所谓“现代新儒学之发展”问题。

  为此,我们选择了现代新儒学当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第一代);唐君毅、牟宗三(第二代);杜维明、林安梧(第三代)。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思想的个案分析,我们其实是试图在整体上勾画出现代新儒学的三代之间在思想观念上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在民族性表达上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但他们在现代性诉求上的追求却有了一种“转向”--- 从“现代性”而转向了某种“当代性”。

  我们之所以把区别于儒家原教旨主义的这一条路线称为“儒家当代主义”,是因为它既不同于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立场,也不同于如今十分热闹的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mism)的立场。后现代主义那种“反形而上学”的立场乃是我们所不取的,这正如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的意图在于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但这种重建乃是渊源于、因而也就是适应于当代的、或者当下的生活的。这也就是“生活儒学”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基本思想视域就是当代的生活-存在的视域。

  现代新儒学从现代性向当代性的某种程度的转向,这在第三代的杜维明、尤其林安梧那里是较为明显的。当然,他们之间在进路上也有较大的区别:

  但是,杜维明仍然没有真正摆脱现代主义、“启蒙理性”的视域。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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